文/李毅峰

      我们说，书法艺术在当下的学术创作态度是不令人满意的。一方面，中国书法的创作观念、形式语言似乎已经到了极限，而内涵式的拓展尚不具备整体环境的支持；另一方面，艺术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也使书家在不断地跟进市场，创作的商品化趋势愈演愈烈，这些因素极大地阻碍了对学术创作的深度思考。所以，当下创作中的每一个探索性的新变化都应值得肯定和提倡。
      就中国书法的传统而言，在现当代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后，创新已经成为发展的瓶颈。多元化的格局，给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难度。那么，在哪一点上突破，能创造出有意义的形式，能生发出新的语境，能在语境的内部挖掘深层的书法文化内涵和现实精神呢？

      颍川，这位当代著名学者，在投身于国家宏观经济研究、谋划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又以一名传统文人的身份，作诗填词，研磨书法，寒来暑往，渐入化境。如此，读书、研究、写字被她锁定为终生的追求。
      幼承家学的颍川，对汉字极为敏感。从欧阳询入手，上入二王，下取苏蔡，由行入草，于历代草书大师作品中汲取自己对书法内涵的理解。及长，学习诗词格律，研究音韵训诂之学，并临习欧王。其基础扎实而雄厚，思路开阔而成熟，实践大胆而稳健，体现了多年来她自觉从民族文化的深处去考察中国书法的形成和发展，从书法构成的基本原理中探讨书法艺术的实质，寻求中国书法创作的精神内蕴的不懈努力。
      几十年来，颍川情系翰墨，执毫勤耕，对张旭、怀素、文徵明、王铎等大家的作品认真临写，字字揣摩，这在她后来的作品中体现出了一种不知不觉的融合。
宋代诗人陆游晚年在写给他的幼子的诗中，曾概述自己学诗的经历：“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我觉得颍川的书法经历约略与此相似。近二十年来，颍川的“中年变法”从传统的草书开始其书风之变，从循规蹈矩到收放自如，形成现在的“颍草”。这种变化也是从“但欲工藻绘”到“渐若窥宏大”的境界不断演进的过程。我在集中拜读了颍川的书法作品和她写的诗稿、杂记后，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感觉。

      我们知道，张旭的《古诗四帖》，以其奔放纵逸、行文跌宕、动静交错，堪称草书巅峰之作。而怀素的《自叙帖》和《千字文》，则纵横驰骋、笔落惊风，起笔如狂风雷雨大作，收笔似暴雨骤然而止。王铎的草书，章法变化丰富，行笔能纵能敛，整体感强，结体欹正莫测，点画错综复杂，线条枯实互应，为晚明大家。而毛泽东的书法，是伟人气魄和诗人文采的自然宣泄和艺术表达，潇洒豪放之极。这一切，都成为了颍川草书师承的核心部分。她有法又不为其所囿，将传统草法结体上之放肆灵秀融以魏晋张芝章草的拙朴，进而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自成一家。
      观颍川书法，已渐出形神兼备、形质俱佳、笔笔精到之态。她对笔墨、结体、韵味的体现是很到位的，童子功的基础很牢靠。对历代草书的字帖烂熟于心，随性而为，成就了她一些破茧化蝶的神来之笔。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酷爱毛泽东草书，遂对草书的喜爱一发不可收拾。她认为，建立于所有字体之上的草书，相比于篆之婉、隶之密、行之疏、楷之工，形成了无与匹敌的优点——流而畅、畅而狂、狂而贵、贵而雅，非常令人向往和痴迷。
所以，颍川现在的书法面貌，得益于毛泽东书风甚多。但她又化解了毛体书法的霸悍之气，使其书法风格呈现蕴藉秀润、书卷气浓的气象。而近年书风由秀润潇洒又转入略带颜鲁公的苍劲沉雄。这使颍川的书法既令人一望可知是出自草圣嫡传，细品之后却又比世人所认同的草法平添了几分厚重、几分大气、几分雄浑，朴拙丰茂，俊逸沉雄。这是她诗书同法的结果。

      虞世南讲：“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颍川的书法也正是在她“达性”后而“通变”，这也是她多年“体察”和“心悟”的结果。由此，逐步形成了她的草书“势、韵、境、畅、情”的五字书法艺术观：其一，草书离不开“势”。气势磅礴，气势非凡，气势如雷霆万钧之力，成为“网罗天地于门户，饮吸山川于胸怀的空间意识”，这是任何书体都不可能表达出的“势”。 颍川以圆转寓方折、迟涩寓畅达、浑然一体的笔法，酣畅淋漓、虚实浑然的墨韵，结构纵横跌宕，有一泻千里的奔腾气势。其二，草书离不开“韵”。其韵如满纸云烟般风声满堂，如江河滔滔般一泻千里，如跌宕起伏的交响乐般富于弹性，如诗词的“平平仄仄平平仄”般抑扬顿挫，中规中矩的书体难以呈现这样的韵律。颍川的用笔和结字是在熟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了大草的特点，纯焦墨的使用，在简单中极尽变化之能事，把字的变化和章法上的饱满气势与诗词的节奏相和鸣，可以说，书法作为时空拓展的精神迹化的足迹，在颍川那里由笔势、笔意、墨法和心性共同形成了“韵”。其三，草书离不开“境”。要达到“人但知笔墨有气韵，不知气韵全在手中”“天机自然流出而无不合乎于道”和“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的境界，需要书者有与之相匹配的境界和修养，这实属不易。颍川大多数草书抄写的是自己创作的诗词，因草书是最能表现书法家个性并高度自由地抒发心性的艺术，书境即心境，长枪大戟，纵横驰骋，心无笔墨而化机在手，自是大境界。其四，草书离不开“畅”。相互连缀的游丝映带是大草狂草的突出特点，上下左右连延，缓急流转不穷，文脉行气贯通，现在很多人，包括自称大家的草书作品，与古人草书大家的最大差距，就是缺少这种以映带关系组成豪放草书构图的能力。在章法上，颍川将以往草书容易单字均匀地排列改为数字一组，通篇变化，更加集中大气，形成一笔书的连绵草书，结字欹侧相生，缠绕相续，跌宕起伏，大小疏密相映成趣，在瞬间翻腾跃荡的态势中，随机应变，体无常故，形成了大起大落、淋漓畅快的视觉效果。其五，草书离不开“情”。诗言志，书言情，书法蕴含着无限风情，最能渲染内心世界情感的，当推大草狂草。宋人陈铎曾详细剖析过唐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书写过程中的感情变化，认为前十二行“甚遒婉”，后六行“殊郁怒真屋漏痕迹矣”，至末五行“沉痛切骨，天真烂漫，使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容之妙，与《禊叙稿》哀乐虽异，其致一也”。情绪的变化导致了运笔节奏的跌宕起伏，书者通过笔墨书法将真情实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一幅成功的草书作品，是作者凝神结思、蓄情而发、一泻而出的情感流露。“以情感人，用情作书”，是书法成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颍川艺术修为的厚重也来源于她的多重身份以及全方位的修养。于事业，她不辱使命；于学术，她敢于担当；身为师长，她严谨治学；作为诗人，她歌咏良善与美好。这一切独特而丰富的生活和阅历，使她形成了宽广的胸襟和超乎常人的认识力。所以，细品她的书法，在点画结构以外，更多地体现了蕴含在书法的意象精神和文化本质中的人格品性和修为。
      清人吴熙载在《艺概》中称：“书者如也，如其才，如其学，如其志。总之，如其为人而已。”书法最终是表人之气象，表时代的气象。所以，颍川先生把自己的精神修养作为创作第一要务，在书法实践的道路上，在书法语境的内部挖掘深层的书法文化内涵和现实精神，追寻着她的审美最高境界。